原创王平元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王平元
年春，党在上海开办“义斋钱庄”，它既是党的秘密交通站，又是党筹集经费的公开机构，邓少文作钱庄经理，改名为郑义斋。年，负责党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党中央被迫撤往中央苏区。郑义斋冒着危险处理完钱庄的善后事宜后，于年春来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了鄂豫皖苏区工农民主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兼银行行长、红四方面军经理处处长。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并于年2月正式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郑义斋除担任红四方面军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部长外，还担任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委会主席兼工农银行行长，兵工厂和造币厂的厂长，先后总揽了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两大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大权。他积极贯彻党的经济政策，对建立红军的供给财务制度，有很多贡献。常在红军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当时被称为‘红色理财专家’。”徐向前称他为“老后勤”，是土地革命时期著名的财经工作领导人之一。
集中一切物力财力支持战争
郑义斋画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保证红军的给养与需要”，便成为革命财经工作最重要的任务。红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苏区实行西征后，长期流动作战，根据地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财经制度被打乱，各部均实行自收自支。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后，郑义斋制定、实施了严格的经济物资集中统一支配管理制度：
——苏区建立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具体负责财政经济工作。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方面受上一级财政经济委员会指导，另一方面受同级苏维埃政府指导；
——收支分开。收入的各种款项物资一律逐级上缴至各级财委会，不许保留分文，其余各单位无权提取，各财委会亦不准越级提取；开支则须按照人数逐级向财委会支取，特别开支须由苏维埃常委会开会决定，再由财委会发给；
——军队财经工作和地方财经工作分开。红军各部建立相应的经理部，按部队隶属关系实行双重领导，红军收支一律逐级由各经理部负责，无权直接向各级苏维埃提取；
——实行预决算制度。各级财委会，经理处，每月底要有预算和决算表册上报，上级根据预算计划开支。密切上下级关系，下级经常报告工作情况和计划，上级经常给予工作指示。
由郑义斋亲自建立的这套财经制度，使川陕苏区物力财力高度集中，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战争和军民生活的必需。应该说，郑义斋功不可没。
“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找”
苏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人们立即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郑义斋十分重视经济建设工作，他批评“各级负经济责任的同志只注重没收经济，没有注意到经济建设和向上级建议”，要求“健全各级财委会经理处的本身工作，加紧开展经济建设。经济来源要从建设中去找”。他主持制定执行了一整套发展苏区经济的政策。首先是发展苏区的农业，使“广大农民生产情绪高涨，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产量明显提高”。毛泽东曾高度赞扬“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年红军收紧阵地撤出南江后，敌县长李鸿焘出巡各处，其出巡报告亦多次不得不承认：“该区春粮收获极丰。”
在工业上。“各县要调查各地的出产品，设法增加生产。各处开办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工厂，特别要发展对红军的需要和工农群众日常需要物品的生产。”川陕苏区的军需工业首先发展起来，很快建立了被服厂、纺织厂、染整厂、脚码子厂、斗笠厂等。年4月，红四方面军打过嘉陵江开始长征，大多数工厂被解散，仅有总部被服厂、总医院被服厂、苏维埃工会“刘华”工厂等几个厂参加了长征，但它们仍有余人，川陕苏区的军需工业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除军需工业外，关系到军民生活和生产需要的工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群众没有锅，就办锅厂，没有农具，就办农具厂，群众要糖，我们可以办糖坊。”川陕苏区共有以手工工人为主的工人两万余人，农村的农业工匠接近15万，这些工厂工人所生产的产品既供给军需，也满足民用。由于敌人封锁，根据地的食盐遇到了很大困难，年初，郑义斋就组织军民在通江城外和沙溪嘴等地凿井出盐以应急需。年9月，红军占领产盐的南部县后，郑义斋又立即发动组织原有90余口盐井继续生产，并新开井60余口，极大地发展了根据地的盐业，“基本上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
在川陕苏区建设史上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是年8月后，苏维埃政权先后发动民工50多万，整治了巴中到江口（今平昌）至苦草坝（今通江永安）总长里的河道，不仅保证了舟船顺利通行，而且减少了巴中河下游的水患，徐向前元帅评价道：“不论从军事运输或方便群众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称道的。”苏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与郑义斋的财经思想分不开的。
重视流通，满足军民需要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印钞厂旧址
革命的金融流通体系在支持革命战争，发展工农业生产，促进流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郑义斋强调：“银行钞票不能普遍流通，将妨碍苏区经济”。指出“银行基金不能充实，不能开兑，钞票不能取得群众信誉，就不能在全苏区内通行，这于统一支配上经济建设上具有莫大阻碍”，要求“坚持实行现金集中，充实工农银行基金，俾得银行马上开兑，扩大钞票信用”，“加紧普遍宣传群众使用银行钞票与纸币，流通苏区金融。”在他的主持下，苏区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和造币厂，发行了自己的银元、铜元和布币、纸币，统一了苏区的金融。工农银行用雄厚的资金来满足战争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规模不小，贡献亦大，这在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物资的流通也是郑义斋非常注重的。“加紧宣传白区客商小贩大批运来棉布、净花、中西药，食盐……等物到苏区贩卖，同时宣传苏区群众织布卖给我们（要积极准备红军冬衣），立即进行打听购买需要物质路线，尤其在赤白交界地点。”苏维埃政府设立了国营商业性质的经济公社。经济公社总社设在通江得汉城，下设分社于各个县，由各级财政委员会分级管理。郑义斋对兴办集体性质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也很注意：“加紧宣传与普遍建立各种合作社组织，开展农村经济建设，供给群众需要，改善工农生活。”对于私营商业，自由贸易，苏维埃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予了保护。据回忆，全苏区，区以上设经济公社有27个，乡镇一级都设有经济合作社。
川陕苏区实行的是统一累进税，税收向发财人倾斜，既保护了贫苦工农的利益，又增加了苏区财政。郑义斋号召“加紧宣传累进税的意义，使每个工农群众了解，一致起来拥护税收，增加苏维埃经济来源。”苏维埃政府还利用税收的宏观调节作用，制定了差别税率，对于一般营业税等采用低税，对于进口苏区急需的粮食、布匹、棉花、药材、盐、耕牛，出口苏区的茶叶、煤炭、木耳、鸦片等特产，均免税加以鼓励，而对苏区紧缺物资的出口，则抽取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的高税加以限制。这些措施在活跃流通、保障供给中起了重要作用。
“实行节省经济”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纸币
“实行节省经济”，是郑义斋制定并贯彻始终的一条财经方针，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1、通过组织系统来节省经济。郑义斋认为：“节省经济，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组织系统，才能够把物质的需要，集中统计起来，有计划的节省才有办法。”他呼吁要“打击无视组织系统的官僚主义”，“反对虚报不报浮报等官僚主义”。对于无视组织系统，保护小集体利益，随意浪费等不良现象，即使像红九军，红三十军这样战功卓著的部队，他也毫不留情，在苏区报刊上多次给以了严厉的批评。2、从实行购买制度中来节约经济。他说：“以前各部分有少数负责同志，以领取物质为习惯，需要什么东西就写一信或书一条领取，而使用的同志因领的东西没有去钱，不觉得这种东西值多少钱，也就不注意节省……如若去钱买的，使用时也知某种东西去多少钱，自然节省一部分……今后除苏区买不到的军用品和宣传原料领取外，其余一律实行购买制度，以期节省经济。”尽管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郑义斋提出了商品经济的观点，但利用商品买卖来节省经济，不能不说是他对于苏区财经工作的一大独创。3、从我做起，从机关做起。节省经济，郑义斋从自己做起，艰苦奋斗，不搞半点特殊。郑义斋还经常教育搞财经的同志不要搞特殊化。“红军财经纪律严格……东西挤脚都没有人敢拿。”4、反对过左行为，避免不必要破坏。由于过左的思想影响，缴获地主家的金银珠宝、高档家具、文物古董等往往遭到破坏。郑义斋反对这种做法，他说：“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这些好东西，是过去地主老财们剥削掠夺我们的。现在打倒了他们，好东西又回到了主人手里，我们为什么要打碎砸烂呢？”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
红四方面军川陕革命根据地传单
“人是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人才，还怎么干革命？”郑义斋十分重视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保护。年初，红军入川不久，即决定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财政特派员名义，在通江开办经济训练班，培养建设专门人才，由苏区的各经济公社负责报名，各地工农分子报名踊跃。年秋、红军解放达县占领了敌兵工厂后，郑义斋立即赶到那里，向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宣传政策，动员他们到红军里来。经过努力，这批人愉快地进入了根据地，成为红军兵工厂的主要力量。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苏区普遍存在着把知识分子当异己力量，郑义斋冒着极大的风险，保护知识分子。林月琴和李泛山便是他保护下来的人。林月琴，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张国焘到豫皖苏区后，推行“左”的一套，她被送到劳改队，红军西征时被遣散，她怀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跟着红军到了川陕苏区。郑义斋了解到这一情况，知道她很有才能后，任命她为妇女工兵营营长，使她的能力得以发挥。李泛山是大学生，曾在白区任过地下党县委宣传部长，他一进入苏区，即被隔离反省，下放到总供给部打杂。郑义斋发现李泛山是个人才，就立即安排他作了科员，后又提拔他为科长、处长。这些被保护下来的同志，后来均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注重财经宣传工作是郑义斋财经思想的又一特点。他在总结红军入川几月来的财经工作时，就专门指出了对财经工作宣传不够重视的缺点：“一、各种文件和报纸上很少登载有关财政经济一类的文章；二、各种会议席上没有提出详细讨论；三、在宣传上没有深入群众……。”他身体力行，撰写了许多财经文章，在《苏维埃》《干部必读》等报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宣传苏区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做法，批评各种错误观点和行为，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
年3月13日，在祁连山漫漫的西征路上，郑义斋这位在革命史上和毛泽民齐名的“红色理财家”，为掩护党和红军的经费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们今天总结他的财经思想，不仅仅是对他献身革命财经工作的纪念，更重要的是，他的财经思想对我们今天的财经工作仍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原标题：《解决红军衣食住行的“老后勤”——“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的财经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