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本为两个相邻的古方国，山水相连。但由于各自始源不同，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文化的诸多方面形态有异。然而，两个相邻古国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自秦并巴、蜀之后，巴、蜀作为方国的历史消失，一同接受中原文化的洗礼，彼此的互动更加频繁。巴、蜀之间互补性强，一般说来，巴地善于创新，蜀地善于综合；巴地强调苦干，蜀地懂得享受；巴地民风彪悍，蜀地民风温顺；巴地恪守传统，蜀地喜欢新潮；巴地崇尚节俭，蜀地追逐奢华；巴地瞩目脚下，蜀地留意星空；巴地尚武好动，蜀地重文喜静。不过，在长期的互动中，巴、蜀之间彼此渗透，逐步融合，在保留大量个性的同时，彼此相互影响，共同推动这一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如果说巴为阳，则蜀为阴，一阴一阳、刚柔并济构成了这片区域的自然与文化生态。也一致构成了区别于其他大的区域文化的巴蜀文化圈。
巴；蜀；互动；交融；文化圈
一、巴、蜀的始源差异与交融1、关于巴、蜀的本义。
巴就其本义来说，历来说法颇多，较为常见是巴为蛇说。
蜀的本义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大家较为认同的蜀的本义是指桑蚕，是家蚕的近祖或前身。
有意思的是，巴、蜀之祖都是动物图腾的民族，而且，从外形上看，蛇与蚕也具有相似性。
2、关于巴人与蜀人的来源。
关于巴人与蜀人的来源，古代典籍基本上都认同是*帝之后。当然对于巴人，尚有太皞之后、丹山之巴、宗姬之巴、廪君之巴等说法。
3、关于巴人与蜀人的迁徙路线。
关于巴人的迁徙路线，一般认为沿汉水流域、峡江流域逆水进入四川盆地东部、中部和东北部。总体走势是由东往西。
关于蜀人的迁徙路线，一般认为是沿蜀山（岷山）河谷逐渐迁徙至成都平原。总体走势是由西往东。
巴人与蜀人沿着相反的方向逐步汇聚在一起。
4、关于巴国与蜀国的王族。
关于巴国王族，比较一致的是宗姬之巴说：“巴国远世，则*（炎）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1]又云：“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2]除姬姓巴国外，巴国“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3]这八个族群是巴国境内的属民，另外还有廪君蛮、板楯蛮等。
关于蜀国王族，史书记载有“三王”、“二帝”。《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鳬，此三代各数百岁。”又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4]。朱提在今云南昭通，鳖灵为荆人，溯江而上来到蜀地，最后称帝，是为开明。开明承继大禹、杜宇等治水功业，继续治水，文献记载有三处，一处是“凿玉垒山以除水害”，见于《华阳国志》；一是“凿金堂峡”，见于《本蜀论》；一是“凿巫峡以通江水”，见于《水经注》。这三处治水，应当是一个系列工程。其治水路线从岷江入平原的要冲宝瓶口到长江出川的要冲巫峡。
开明帝从荆、巴之地逆水而上抵达蜀国，治水则从蜀地的成都平原到巴地的巫峡，可见，此时的巴与蜀已开启了多方面的交流与交融。
有意思的是，成都平原水患得到治理之后，成为稻作农业的先驱之地。古蜀先帝杜宇这位中国最早的农学专家，便有了“教民务农”大显身手的机会。经过几代人的实践和努力，蜀人的农业技术迅速提高，这种农业技术影响到巴人，故“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5]。巴蜀百姓皆感杜宇传授农业技术的恩德，所以直到常璩生活的晋代，尚有“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6]的习俗。杜宇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创造的农耕文化，使成都平原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就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逐渐东移，惠及巴地，为巴蜀共同带来福音，其影响和作用可谓巨大。再有，蜀地的养蚕技术、织锦技术也东传巴地，而巴人的船棺葬习俗也西传蜀地，这在今天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中有清晰的展现。
5、关于巴、蜀的地域范围。
巴文化的地域范围，《华阳国志》表述为：“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7]大致为北起汉中，南达黔中，西起川中，东至鄂西。
蜀文化的地域范围，《华阳国志》表述为：“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8]而到了杜宇时期，蜀国疆域则更大：“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9]这个疆域，已大致相当于北到陕西勉县，南达今川滇黔交界地区，东至茂汶、松潘这样广大的地区。而开明时代，蜀国的疆域还有新的扩展。
巴、蜀山水相连，大抵前期巴、蜀分治，后期蜀国疆域更大，覆盖部分巴地。这也就是蜀国丛帝（鳖灵）能到峡江地区去凿巫峡的反证：“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望）帝使（鳖灵）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10]又《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11]“兹方”，即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扞关”，在原巴郡鱼复县（今重庆奉节）。蜀军能够出入三峡，攻击楚国，说明这时的蜀国实际上已控制巴国。
二、巴、蜀的自然生态差异与交融巴地以丘陵和山地为主。由于山多、山高，土地贫瘠，加上不时的旱灾，巴地自然条件相对较差，靠天种地、靠天吃饭成为一种必然。
蜀地以平原和浅丘为主。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并不宜居，岷江垂直落差几千公尺，每到雨季，成都平原则成一片汪洋，所以，并不宜居，更不宜业。从大禹治水开始，到开明治水，再到李冰治水和文翁治水，成都平原仰赖都江堰及其灌溉工程，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被称为“天府”，又号为“陆海”[12]。后世蜀守不断进行水环境治理，加上蜀地土壤肥沃，都江堰灌区逐步延伸到成都平原的边缘及浅丘，这里自然风景优美，户户流水，茂竹修林，平野田畴构成了川西平原的基本景致。《后汉书·公孙述传》云：“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13]
巴、蜀山水相连，虽然巴的自然条件不如蜀，但因为蜀地河流基本上都注入长江，所以，长江是两地的自然联系纽带。蜀、巴之间是干、支关系，上、下游关系。在历史上，巴与蜀虽有自然生态方面的显著差异，但因为这种单一的水系关系，巴、蜀又常常难以区分，联成一体。人们常说巴山蜀水，的确，山是巴之魂，水是蜀之灵。水润天府，山孕巴国。山水是巴蜀文化的根脉，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府文化（蜀文化）离不开巴文化，反之，巴文化也天然地蕴含了天府文化（蜀文化）的因子。
三、巴、蜀的文化生态与交融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条件的差异决定了两地文化生态的差异。虽然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整体融入中原，但因为先天的文化基因不同，自然条件有异，所以，巴蜀的文化生态面貌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
比如，巴人勇武，《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14]又云：“其民质直好义。”[15]又云：“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16]又云：“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17]
蜀人重仙。蜀地仙化思维由来已久。古蜀五祖大多都有“仙化”的踪迹。《蜀王本纪》载：“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18]《太平御览》所载《蜀王本纪》则是这样的表述：“王猎至湔，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19]这里的“王”是对前述蚕丛、栢濩、鱼鳬这三王的总称。而后来的杜宇魂化为杜鹃鸟，均是这种仙化思维的表现。《华阳国志》这样描述：“（杜宇）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杜宇）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20]后来的开明帝也升天为开明兽。这种飞升幻化的思维，便是仙化思维的具体表现。这种思维特性使蜀人喜欢仰望星空，喜欢想象，喜欢夸张。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种青铜器、金器、玉器，其夸张扬厉的造型，想象丰沛的寓意，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有人不解其中的奥秘，直呼“不可能”，“非中国人所为”等等。在蜀地，这种思维的影响与孑遗几乎俯拾皆是。如道教诞生于西蜀，汉大赋创自于西蜀名人司马相如，而发扬光大于扬雄，西蜀诗人李白、苏轼都有“仙”化意识与表现，李白被称为“谪仙”，苏轼被称为“坡仙”，直到近现代的郭沫若，也以其浪漫的诗风折服了无数的读者。
巴蜀一文一武的禀赋特质，带来两地文化生态的差异，故很早就有“巴有將，蜀有相”之说，[21]这是有渊源的，也是有现实基础的。
综合而言，巴、蜀文化生态恰好构成阴阳互补的关系。
首先，巴地因为自然条件并不优渥，有的地方甚至相当恶劣，所以，思变的意识较为强烈，渴望改变，善于创新。而蜀地因为自然条件普遍比较优越，主动思变，热衷改造的意识并不强。但蜀人并不甘于落后，往往将巴人的发明创造予以综合与完善，最后反而后出转精，更上层楼，相比而言，巴人原先的创造则显得较为粗糙。
其次，同样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差异，巴人崇尚苦干，吃苦精神了得，而蜀人特别懂得享受，追逐逸乐，故安逸成为一方民风特色。
第三，巴地山路多，太阳烈，故养成巴人风风火火的特性，性格急躁，语速快，走路快，做事快，民风彪悍，尚武好斗。蜀地风和日丽，耽于享乐，故语速慢，走路慢，做事慢，民风温顺，动口不动手。笔者多少年前，曾在某次报告会上听一位女干部讲她第一次从重庆到成都坐公交车的“奇遇”：车上两青壮男子从她上车开始就在吵架，直到她坐了十多站之后要下车了，两男还在“嘴战”——就是不动手，以至她实在看不下去了，直呼“吵啥子嘛，打撒”！引得全场哄堂大笑。这可谓巴、蜀两地人性格最鲜明的写照。
第四，因为受生产力和交通不便的影响，巴人往往更重传统，各种古老民风民俗民技民艺在民间保留较多，消失速度相对较弱较慢。而蜀地因为审美与享乐的驱使，加以交通相对方便，因此比较喜欢追逐新潮，喜欢攀比，喜欢炫耀，故传统极容易瓦解消失。
第五，同样是受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巴人普遍崇尚节俭，反对浪费，故消费欲望不高。蜀地因为条件相对较好，养成追逐奢华的习尚，自古即有“蜀人尚奢”的说法，所以，消费市场很旺，奢侈品尤为集中，普遍比较喜欢名牌、大牌及洋品牌。
第六，巴地瞩目脚下，蜀地留意星空。巴地因为生存相对不易，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