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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大家都知道“湖广填四川”这句俗语，但很少人知道“湖广填四川”发生在什么年代，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下面我就来聊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在明末有两大农民起义，张献忠和李自成。两个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西国”和“大顺国”，可惜的是，这两个王朝存在的时间都很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两个王朝却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笔。主要是两个原因：李自成灭了大明；张献忠屠了四川。李自成灭了大明是事实，但是张献忠屠四川，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呢？
根据《明史》记载：“盗贼之祸，历代恒有，至明末李自成、张献忠极矣。史册所载，未有若斯之酷者也。”；“惟献忠最狡黠骁勍”；“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
大家认为《明史》的记载最为真实，可是大家忘记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明史》是清朝编撰的，而且是在康熙年间。当年清军入关，是打着“为大明天子报仇”的名义，与大顺军作战的，进而扫平了“大西”与“大顺”，还有南明，统一了天下。
因此，这部《明史》，在很大程度上，有抹黑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嫌疑。
四川在明朝万历六年有人口多万人，而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仅有10多万人。
对比这个数字，四川人口几乎被屠戮殆尽。
那么，张献忠真的是导致四川人口骤减的罪魁祸首吗？
我看不是！
一、首次入川，秋毫无犯，得百姓拥戴，兵力大增
崇祯十三年（年）六月，张献忠在枸坪关被左良玉击败，率部突入四川。张献忠为了对付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等几股势力的联合绞杀，“剩数百骑相随”。也就是说，张献忠身边只有几百人，他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一昼夜能行三百余里，快速流动躲避官兵的围剿。
这个时候的张献忠，疲于应付官兵，根本腾不出手来杀老百姓。
杨嗣昌为了对付张献忠，采取了分化和招安的方式，宣布赦免罗汝才罪，归降者授以官职，唯不赦张献忠，有能擒获张献忠者赏万金，封侯爵。但第二天，杨嗣昌驻地的墙壁上就出现“有能斩督师来献者，赏银三钱”的布告。
到了崇祯十四年（年）正月，张献忠已在四川转战了近半年。农民军在开县黄陵城被官军左良玉部追击，左部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力立即出战，农民军以逸待劳，张献忠抽出一支精兵绕到官军后方出击。左良玉逃走，刘士杰、郭开力被击毙，官军将士死伤过半，农民军获得全胜。
左良玉在写给朝廷的奏折中称：“……贼寇数万，凶悍至极，每与官兵鏖战，必有神鬼相助……”
我们来分析的一下，张献忠以数百人进入四川，如果他疯狂屠杀百姓的话，队伍还能扩张到数万人吗？再者，帮助他打仗的，也许有当地的巫师，巫师带着奇形怪状的面具，被官兵误认为是鬼神。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张家长，李家短”这句俚语。
“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与张献忠有关。张献忠治成都时，派缉事兵丁，于大街小巷来往巡查。当时有两口子，在城墙边搭了间草棚棚居住，一天深夜，这男子喝了酒，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妻子听得十分疲倦，便开口骂道：“半夜三更了，你还张家长，李家短说不停。”谁知这夫妻对话被缉事兵丁听了去，第二天这男子便被捉进官府。张献忠得报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你们听，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分明是说我家长，（李）自成家短嘛！此是吾家胜自成之谶也！他是个良民，发赏释放。”于是，“张家长，李家短”这句白话俚语便流传至今。
民间流传的故事，虽然无法证实真伪，但至少证明张献忠不是一个妄杀的人。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很多民间流传的事情，不一定是假的，就如张献忠的江口沉银，虽然官方的书籍记载流寇用船运送宝物顺江而下，却没有清楚记载究竟财宝藏在哪里，反倒是民间流传一句顺口溜：“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
后来的考古证明：民间传说是真的。
二、二次入川，建立大西国，所杀的都是前明的余孽
崇祯十七年（年）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于六月二十日占领川北重镇重庆。
顺治元年（年）八月初九日，农民军攻克成都。明藩成都王朱至澍、太平王朱至渌自杀，四川巡抚龙文光、巡按御史刘之渤、按察副使张继孟等明朝派驻四川的主要官员因拒不投降，均被农民军处死。
看到没有，张献忠并没有杀老百姓，杀的都是明朝的官吏。
顺治元年（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以成都为西京。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记载：“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性狡谲，嗜杀……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贼将有不忍至缢死者。伪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皆坐杀人少，剥皮死，并屠其家。胁川中士大夫使受伪职，叙州布政使尹伸、广元给事中吴宇英不屈死。诸受职者，后寻亦皆见杀。其惨虐无人理，不可胜纪。”
上面这一段清朝人编撰的《明史》，我们逐个来分析一下。
张献忠建国了，肯定要开科取人才，好巩固国家的统治，他就是再怎么嗜杀，也不可能妄杀无辜。至于他杀士子这件事，多少有一些可信性。他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可是地盘就那么一点大，其势力比南明小多了。你开科取人才，也要别人愿意来考才行啊！
那时候的士子们，都怀念着明朝，谁会参加你大西国的应试呢？
看到没有人愿意来应试，张献忠当然火了，你们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别人所用，所以杀了一批捆绑来的士子。但是这件事被清朝大肆抹黑，说他杀光了四川的读书人。
我们再来看看“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有老百姓吗？没有！
后面杀的都是前明的官吏。有老百姓吗？同样没有！
在那个年代，士子、官吏、士兵这些人，在四川总人口的比例中，所占不到10%。也就是说，张献忠杀了这10%的人。
至于那句“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六万万是多少？那就是六个亿啊！
别说一个四川，就是全国的人口，都没有六个亿呢！
所以《明史》的水分太大，随便挤一下，都一两桶。
三、张献忠屠杀的次数与人数探究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张献忠大规模屠杀纪录主要有四次，三次大屠杀，一次小规模屠杀。
一是年农历十一月血洗成都居民；二是年农历二月遣四路人马向成都东西南北州县“除城尽剿”，只要不在城内的不分男女老幼都杀光，要想活命就得入城，或迁入已经空出来的成都；三是年农历六月将迁入成都的百姓一网打尽，再次血洗成都。还有一次小规模屠杀，即年农历十二月在大慈寺（另说青羊宫）屠杀全省来应试的士子。
我们来分析所谓的屠杀记录，“年农历十一月血洗成都居民”：张献忠既然定都在成都，他不是傻子，为什么要杀光成都的百姓，这不是明摆着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他既然已经立国，肯定要做做样子善待百姓，不可能随意屠戮。
我做出判断，张献忠所杀的，应该是前明官吏的家眷。他逼前明的官吏投降，不得已那么做！
别看明朝那么腐朽，可是从皇帝到普通士子，还是很有骨气的。否则，也不会因为剃发的事件，死那么多人了。
“年农历二月遣四路人马向成都东西南北州县“除城尽剿””。这话实在太荒谬，张献忠立国之后，肯定要部下东征西讨，扩大地盘啊！前明将士抵抗，双方展开一场战斗，死伤在所难免。张献忠的目的只是扩大地盘，并不是杀人！
“年农历六月将迁入成都的百姓一网打尽，再次血洗成都！”这样的记录，估计傻子都不信。张献忠还在成都当皇帝呢！他上一次杀光了成都的百姓，使自己变成光杆子司令，下一秒，他又把迁移进城的百姓杀光，有这么恐怖和丧心病狂吗？
要知道，李自成的军队进入北京之后，也只是对百姓掠夺和拷问前明的官吏，并没有做出血洗北京城的荒唐事出来。
当然，为了掠夺浮财，杀几个人的事情，肯定发生了。但是绝对不可能残杀全城的百姓。
也正是因为张献忠杀了地主富豪和官吏，夺走他们的钱财，他们才会写书抹黑张献忠。“打土豪分田地”，历来都是农民起义的标杆，张献忠也不例外。
很多史料的记载，都不足为信的。以《纪事略》为例，书中写了张献忠在乙酉年（年）杀尽士子，但又说“是年开科，乡荐二百人，会试取毛井吉等百二十人，廷试擢汉州劣生龚济民状元及第。”
既然都已经杀光了读书人，那么后来应试的读书人，又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难道从江西和湖南飞过来吗？
在关于张献忠一共屠杀了多少人的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无论是《明史》还是《后鉴录》而或是诸如《小腆纪年》、《寄园寄所寄》、《蜀记》、《续编绥寇纪略》、《锦里新编》那样的地方志等书，也都信誓旦旦地说张献忠杀了“六万万”。
后代的学者们对这“六万万”进行了探究，涉及到古代“合文”计数，如《资治通鉴》有“佛事饭僧万万人”。古代还有“衍文”计数。因此，学者们认为，“六万万”其实就是60万。
明末四川总人口为多万，那为什么到了康熙年间，所剩十几万，即便减去张献忠所杀的60万，还有多万人，去了哪里呢？
四、四川境内人口锐减的原因，并不是张献忠，罪魁祸首是清军
顺治二年（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权灭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一面以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进剿四川，一面派人下诏诱降张献忠，劝说他归顺清朝。诏书说：“张献忠前此扰乱，皆明朝之事……张献忠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并威胁说“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也就是说，大清想把张献忠变成第二个吴三桂。
但是张献忠是怎么想的呢？
他是皇帝啊！大西国的皇帝，你顺治让人家一个皇帝来臣服于你，压力太大了。
再说了，张献忠看不起大清，他认为清军是外夷，是被吴三桂利用来打击李自成的，兵力也不多，也就十几万人。
就那么一点实力，想让我臣服你？门都没有！
张献忠想着，明朝灭亡了，李自成也败了，现在就剩下我大西皇帝，和顺治那小孩争天下了。我占据着着天府之国，你没有本事打进来。再说了，当年蜀国的诸葛亮还六出祁山呢！
对于大清的劝降，张献忠置之不理，反而增强了一决高下的信心。
试想一下，如果张献忠滥杀无辜，他肯定会失去民心，没有民心拥护，他凭什么与大清对抗呢？
从年到年，张献忠与清军作战，如果他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坚持那么久。
顺治三年（年）七月，为了北上陕西抗击清军，张献忠决定放弃成都。并“尽杀其妻妾，一子尚幼，亦扑杀之”。他对养子孙可望说：“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汝终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表明了张献忠联明抗清的决心。接着，分其兵为四，并命令四位将军，各率兵十余万向陕西进发。九月间，张献忠率部离开成都，北上迎击清军。
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出，张献忠虽然起义反明，但是他的骨子里，还是大明的人，绝对不会投降大清。
不久，由于部下的叛变，张献忠在与清军统帅豪格的作战中，不幸中箭身亡，终年四十岁。在他死后，大西军将领与朱由榔的南明联合抗清，还坚持了十几年。
张献忠死了，我们再来看看四川人口骤减的根本原因。
《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灭后，旗兵在川，……彼时川人不甘服旗人权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马抵抗旗兵，如此约有十载。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搂，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
《圣教入川记》是欧洲天主教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所著，主要记叙他们在四川一带传教的经过和所见所闻。西方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是被张献忠封为“天学国师”的，他们都是张献忠制造四川大屠杀的目击证人。
因此，他们所撰写的《圣教入川记》也应该说最具有权威性。国内长期不知此书，直到年，上海教会的法国传教士古洛东（Gourdon）才把它翻译成中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利、安两名传教士的口述。他们在张献忠称帝那年经人推荐，被张封为天学国师，直到张献忠被清军射死，都在张献忠身边。
从书中的情形可以推测，在张献忠死后的十几年间，大西军余党都在与清军作战，也正是这种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了人口的骤减。
我们再来看看清军是怎么屠杀四川百姓的。
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还有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把粮食都抢走了，老百姓还怎么活啊？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蜀地成了无人区。
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康熙二年，年逾七十，淫虐无度，虏人妇女，所在地方，劫掠财贿。有不从者，即诬以罪，倾其身。宏妻姜氏，尤嗜贿利，于保宁多畜无赖为义子。凡犯一恶情理难容者，贿投姜门，问刑者即莫敢问。广（广元）、南（南江）、通（通江）、巴（巴中）、太平（万源）诸州，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税及屠者、草履、鸡子，一切诛求。生灵涂炭，怨声满路。”
到了康熙年间，张献忠都已经死很久了，老百姓还在遭受着清军的肆虐，所以说，四川就是被清军给“整”光的。已经到了“十室九空”的境界，两百多万人呢，就是这么没了的。
五、张献忠的“七杀碑”，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都知道张献忠在四川杀人无数，立下七杀碑。两侧碑文分别为：“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张献忠的部队将四川男女老幼，全部带到此碑之下斩杀，直到杀光了四川的百姓。
事实是这样的吗？
四川广汉房湖公园内的“圣谕碑”
首先我们不提张献忠死后，他的军队还能坚持抗清十几年的事情，单说着“七杀碑”。
实际上，这个七杀碑根本不存在的，是野史谣传。
在清朝早期的文史中，根本找不到关于“七杀碑”的记载。
不过，真正的“七杀碑”倒是有一座，原名叫做“圣谕碑”，至今还在四川广汉房湖公园内，碑文上写的是这样：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圣谕碑的意思是，人要学会感激上苍的赐福，同七杀碑的什么“杀杀杀杀杀杀杀”毫无联系。
很显然，圣谕碑并不是七杀碑。
“七杀碑”之流传于野史，还有某些武侠小说中。
结语：张献忠究竟有没有大肆屠杀四川人，我认为，绝对没有！
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一将功成万骨枯”，张献忠作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从起义到身亡，前后十几年，历经百战，杀人肯定是无数的。
他在四川建立大西国后，不仅要面对大清军，还要面对明朝的势力反扑，所以在四川的两三年间，大西军一直在四面作战。
打仗肯定要死人，躲不及的老百姓被殃及的事件，肯定有。
他杀的都是明朝的官吏和士兵，还有士子，牵连的人肯定也不少。但是大肆妄杀百姓的事情，估计是后来的读书人杜撰的。
长达十几年的战乱，导致农民无法如期耕种，仅有的粮食被清军抢走，大量百姓饿死。
持久的拉锯战，以及清军惩罚性和消耗性的持续屠杀，最终导致四川人口锐减到百分之十。
这才是四川人口骤减的真正原因。
张献忠泉下有知，表示这个黑锅他绝对不背。
但是无论怎么样，四川人口的骤减，多多少少与张献忠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也正因为四川人口那么少，这才有了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事件的发生，从江西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百姓陆续迁徙过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
参考资料：《明史》
《张献忠传》
《客滇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