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层面临的三个关键性*策抉择
By 前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业务局局长*育川（美国人）
市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否已经见底，但当下一届中国领导人下个月踏上*治舞台，这个问题相对于他们将在未来几年面临的三个关键性*策抉择，就变成鸡毛蒜皮的事情了。其中包括重新调整国家和私营部门各自的角色；降低北京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依赖，更多地依赖*府自己的财*；容许城市化的速度和形式更多地由市场力量控制，而不是集中统筹。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大面积的腐败问题和贫富分化加剧。要让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这些因素不能再继续助长各种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使得中国的维稳费用暴增。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方法，只有这三个关键性抉择才能解除其根源。
过去，北京曾在这三个领域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国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领导人允许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资源有限的时候，北京巧妙地利用了其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保证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同时，改善的交通络和不同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使中国经济在城市化过程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获利。
虽然有一个成功的开始，但最近几年，这些因素的影响已经大幅下降，大部分是因为体制中既定利益集团不断的膨胀。中国未来管理层面临的抉择是艰难的，并不是因技术分析上的复杂性，而是因为需要巨大的*治资本处理这些问题。
最敏感的话题可能是未来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十年前，让国家退出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是很困难的，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现在，太多国有企业从它们的特殊地位中获益，这是它们否认改革必要性的潜在自利因素。这些国有企业的命运与一些执**官员和国有银行的利益紧紧缠绕在一起，使得很多改革者放弃了打破这种不正当关系的机会。但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包括创立一个中间机构分离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放开对私营部门的行业准入门槛，促进竞争。
中国的金融部门已经成为把各种既定利益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中国依赖它的银行业给国家公共行为提供融资，包括很多应该由财*渠道支持的行为。很多评判者指责这个过程还伴随着金融压制（通过*策压低利率，强行配给信贷），这种策略使得大规模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成为可能。但现在这种模式的弱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融资的倾斜已经限制了私营部门推动创新的机会，同时财*支出也无法满足人们对社会服务日益膨胀的需求，进而使人们觉得社会不公在不断放大。
降低对银行体系的过分依赖需要克服*内既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执**觉得出处理几个国有银行比处理数十个地区性财*要容易——尽管一个重新设计的财*体系能提供更多的透明性和更坚实的问责制度。
管理城市的增长，包括建立更为稳健的财*收入来源是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很多中国城市把高速的城市化看作是喜忧参半的事情。积极的一方面是城市化刺激了经济活动，但在人们的感情认知上也伴随着交通拥堵，环境退化和服务水平恶化。所以关于减缓城市化速度，改变城市化方式，推动二级城市城市化同时限制大城市人口增长的争论由此而生。中国的超大城市被普遍认为规模过大，但问题的根源并不在绝对规模的限制，而是在于错误的城市管理方式。
今年，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比超过了50%，但相对于可用耕地的巨大的人口基数来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仍然太低了。过多的中国人仍然在农村工作，赚取微薄的报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高生产率经济活动转移，是保证生产力的提升足以保证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保持8%增长速度最容易实现的选项。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户口制度”，这个制度令2.5亿名农民工难以在城市中获得合法定居和公共服务的权利。户籍制度的自由化将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刺激服务业的增长——这也是解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关键。但现在的情况是，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一直在妨碍改革。城镇的领导人也不愿意放开户口限制，因为他们没有根据地担心，这样做会剥夺了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同时增加的社会服务也会给财*带来巨大压力。
中国管理层的每次换届，大家都会对大规模改革产生期待。更为谨慎的人认识到，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降低了出现扭转局面情况的可能性，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改革更可能先在地方进行试点，再推广到全国。这个务实的办法在过去一直很奏效，但对于这三个关键性的*策抉择，既定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障碍。只有来自新一届管理层的一个或两个强大的*策方向信号才能推动改革前行。
